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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中国经济正迎来一场深刻的变革。这场变革的核心，不是简单的政策加码或总量刺激，而是宏观政策协同性的历史性跃升。从财政的千亿种子资金与金融的万亿“活水”深度耦合，到消费的情绪价值与投资的场景革命同频共振，中国经济以一场系统性重塑构建起内需主导的增长新逻辑。2026年3月6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，主要经济、金融管理部门负责人无不强调政策的协同效应，并以扎实的数据、清晰的政策、坚定的信心，向国内外传递中国经济顶压前行、向新向优、行稳致远的强劲信号。

　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稳健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“十四五”时期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超136万亿元，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10万亿元；货币政策方面，累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3.5个百分点，释放长期流动性约7万亿元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从4.61%降至3.1%，每年为实体经济减负超1万亿元。进入新发展阶段，面对“供强需弱”的结构性矛盾，两大宏观调控政策重心必须从“各有侧重”转向“握指成拳”，通过机制创新实现“财政建机制、出资金，金融提供流动性”的深度耦合。

　　在投资端，中央财政构建了多层次的融资支持体系，实质性降低实体经济融资门槛和成本。设立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，提高担保额度上限和风险分担比例；中小微企业贷款和设备更新贷款贴息1.5个百分点，并将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贷款纳入贴息范围；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上限提至1000万元，单户最高贴息10万元。建立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，中央财政专门安排风险分担资金，为民营企业发行债券提供增信支持，提升资本市场对民营企业债券的认可度。

　　在数量层面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增加5000亿元，下设民营企业再贷款1万亿元；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提至1.2万亿元；拓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，适时将健康产业纳入支持。这些结构性工具的扩容，为商业银行提供了长期、稳定、低成本的资金来源，确保在财政贴息政策激发信贷需求后，银行体系有充足的“弹药”进行投放。同时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，引导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运行，为财政发债和信贷扩张营造了稳定的货币环境。

　　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，我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，内需成为绝对主力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，以购买力平价换算，已经是世界第一；货物贸易规模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一。更深刻的变化在于结构：服务消费进入快车道，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长9.6%；新型消费爆发，新业态点亮市场。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投资也转向精准灌溉。制造业投资成为中流砥柱，年均增速约为7.8%，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比持续提升；民生补短板投资力度空前，累计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约780万套；新基建投资加码，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量突破1200万台。这些为消费和投资协同跃升奠定了基础。进入新发展阶段，消费已从“有没有”转向“好不好”，与之相对应，投资也要从“铺摊子”转向“上台阶”。两者必须打破“各自为战”的格局，通过“场景革命”与“资本共振”实现同频升级。

　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在记者会上表示，将继续推动“两重”建设（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）等工作。同时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，加快旧动能更新、新动能成长。一方面，优化提升基本盘，实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、降本降碳等一系列行动，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，推动制造业加快由大到强、从“规模领先”到“实力领跑”。另一方面，培育壮大新支柱，实施产业创新工程，加力支持新兴产业、未来产业发展。在2025年设立1000亿元国家创投引导基金的基础上，2026年还将设立国家级并购基金，进一步畅通创业投资退出渠道，提高创投资本周转效率，预计引导撬动各类资金规模超1万亿元。

　　在商品消费方面，一是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25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，重点支持绿色智能商品和线下实体零售，实现从“单品替换”到“全链升级”。二是安排专门中央财政资金，加力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（“三新”）试点。在服务消费方面，从“标准化供给”到“沉浸式体验”。以《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》为基础，会同相关部门，完善专项支持政策，直接惠及消费者和经营者。在下沉市场消费方面，细分以三四线城市和县域为代表的下沉市场，核心区域“做大增量”，成长区域“盘活存量”，基础区域“保障常量”，拒绝“一刀切”。

　　当居民消费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、从同质化转向个性化时，这种需求端的质变会通过价格信号和市场反馈，倒逼生产要素重组。这种引导不是简单的数量对应，而是质量的重构：消费需求的高级化，推动投资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迭代与模式创新，最终实现供给体系对需求升级的动态适配。消费与投资的协同，本质是“需求引领供给、供给创造需求”的动态平衡。在消费与投资协同政策带动下，仅2026年前两个月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.5%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.8%，其中服务消费增长9.5%、下沉市场增长8.9%。这种“消费热、投资旺”的局面，标志着中国经济正从“规模扩张”转向“结构优化”，从“要素驱动”转向“创新驱动”。

　　“购在中国”聚焦国内消费市场，通过举办“乐购新春”等特色活动、升级离境退税政策、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，吸引全球消费者来华消费。在增加流量的同时，通过引入国际消费标准，倒逼国内流通体系进行数字化改造，提升服务品质。“出口中国”则致力于推动中国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，通过发布《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》，帮助贸易伙伴提高出口中国的能力，促进供需精准匹配，实现共享大市场。“投资中国”旨在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，有序扩大电信、医疗、教育等服务领域自主开放，提升投资促进水平，健全外资服务保障体系。通过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更大力度推进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，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。

　　金融高水平开放已从降低市场准入门槛，转向以规则对接、金融基础设施联通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，支撑资本双向流动、跨境投资融便利化。潘功胜行长在记者会上表示，将坚持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的原则，增强金融领域开放政策的透明性、稳定性和可预期性；继续完善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、支付系统跨境互联，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活动的便利性；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，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；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，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；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；建设更加安全、高效、多元化跨境支付体系；推动构建多元高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，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。同时，加强与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能力建设，增强开放格局下的金融风险防控能力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。制度型开放不仅提升了跨境交易的效率，还增强了全球资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，为长期资金配置人民币资产创造了条件。

　　吴清主席则从资本市场维度，详细阐述了以制度适配与生态优化对接高水平开放的路径。他强调，要以打造一流的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为抓手，以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度为方向，进一步推动市场、产品、服务、机构等方面的双向开放迈上新台阶，营造更加透明、稳定、可预期的市场环境。同时，深入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，加强跨境监管执法合作，持续提高开放条件下的监管和风险防控能力。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的目标是构建一个“引得进、留得住、发展得好”的国际化市场生态，让中国资本市场真正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枢纽。

　　安全是发展的前提，发展是安全的保障；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两翼、驱动之双轮，辩证统一、不可偏废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我国金融市场实现量质齐升。金融机构综合实力全球领先，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实现系统性重塑，直接融资比重显著提升，新上市科技企业占比超九成，多层次市场体系更趋完善。同时，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，金融管理部门坚持“稳定大局、统筹协调、分类施策、精准拆弹”的方针，一手抓改革化险，稳妥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，推动高风险机构数量和规模大幅压降；一手抓服务实体，通过建立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、支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等举措，既拆除了“定时炸弹”，又畅通了经济血脉。实践证明，只有将风险防控内嵌于发展进程之中，以强监管保障稳增长，才能实现金融体系在开放环境下的行稳致远。

　　在促发展方面，中国人民银行合并设立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，额度为2000亿元，为民营企业发行债券、股权投资机构发行科技创新债券提供担保等增信服务，并与中央财政建立的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协同，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，增加对企业的融资支持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同时，财政安排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行补充资本，中国人民银行则通过宏观审慎评估（MPA）考核激励银行加大对内需领域的信贷投放。这种“财政补资本+中央银行给激励”的模式，有效提升了银行体系的信贷投放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。

　　在记者会上，吴清主席亮出两项新措施，提振市场信心。第一项是深化创业板改革，核心是“扩容”与“提质”，增设更精准包容的上市标准，支持新型消费、现代服务业等优质企业上市；同时复制科创板经验，推广IPO预先审阅、老股东增资扩股等机制，并强化从上市遴选到全链条监管，提升板块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能级。第二项是优化再融资机制，核心是“扶优限劣”。一方面提升便利度，优化战略投资者认定、推出储架发行、完善锁价定增，对治理规范的优质公司大幅提速；另一方面突出“扶优扶科”导向，将科创属性标准拓展至主板，并严打“忽悠式”再融资，强化募集资金全流程监管，确保资金真正流向实体创新。

　　稳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。吴清主席以“五个着力”为纲，系统阐述了资本市场防风险的施工图。其核心逻辑是“固本强基、严监严管”，以制度堤坝保障行稳致远。一是筑牢“防波堤”，全方位监测跨市场、跨境风险，健全中长期资金入市机制，备好外部冲击应对工具，稳妥化解债券、私募等重点领域存量风险。二是严打“造假圈”，坚持“零容忍”，推动出台上市公司监管条例，严惩财务造假及配合造假方，严格落实强制退市。三是规范“看门人”，修订券商监管条例，引导机构专注主业；纵深推进公募改革，坚守长期主义；完善私募制度，严打利益输送。四是盯紧“新业态”，深化高频量化交易监管，出台衍生品交易办法，限制过度投机；强化真实世界资产（RWA）代币化监管，严控非法金融活动。五是织密“保护网”，畅通维权渠道，推动代表人诉讼落地，严查严处蹭热点、炒概念等操纵行为，让投资者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。